11月18日，南方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高天明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是南方医科大学教师队伍中的第四位院士，也是由学校自主培养的工程院院士。  

　　今年61岁的高天明为人低调，平时极少在公众面前露面，却常能推出重要发现，斩获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技奖。他聚焦人们“不快乐”的机理，另辟蹊径揭开了抑郁症的神经调控之谜；而他最大的快乐，就来自潜心研究取得新的发现。  

　　当选院士后，高天明接受了南方日报、南方+记者的独家专访。眼前的他一头白发、衣着简朴，言语间流露着对医学研究的执着。说到忘情处，他会像个孩子似的手舞足蹈。  

　　对世界充满好奇的老顽童    

　　高天明60岁生日时，学生送给他一幅手绘漫画。画中高天明目光炯炯、白发苍苍，身披红色斗篷，手指触着星云形状的大脑星形胶质细胞，口袋里一只小白鼠探头探脑，电极、大脑、显微镜环绕四周——好一个可爱的科学老顽童！  

　　神秘的脑科学，是他一生潜心钻研的领域。但高天明说，自己从来都不是尖子生，只是对世界一直充满着好奇。  

　　南方日报：您从小就是学霸吧？  

　　高天明：我学习成绩从来都不算是最拔尖的，算是中上游吧，大学成绩也就是前10%到前5%的水平。上完高中后，1977年我下乡去山西老家西北部的农村，干了一年多农活。  

　　1978年恢复高考，我也去考了，但那时候基础太差，第一次没考上，就去当兵了。当了两年兵，在部队补了不少物理、数学的文化知识，1980年，我考上了第一军医大学，也就是现在的南方医科大学。  

　　其实一开始我对学医是没有感觉的。我所在的是一个雷达部队，当时想，要是学无线电多好。被录取学医，不是我自己选择的，但既然来了就好好学，也就慢慢地爱上它了。  

　　南方日报：为什么没有当医生，选择了做基础研究？  

　　高天明：我读的是临床医学，其实出来是可以当医生的。但是那个年代，大家对科学家非常崇拜，我也更愿意做研究。大学最后一年到医院实习，当时我感觉自己更喜欢研究类的工作，更想探索一些不知道的东西。  

　　从小我就爱看书，也看了很多科学家的故事，可能那时候就在心里埋下了种子吧。在下乡的时候，干完农活休息时都是在看书。那时候书很少，一本书拿起来就舍不得放下。不管是小说，还是历史、政治的书，都很想看，对一切知识都非常好奇。  

　　在部队的时候，周末我经常跑到书店看书，有些也看不懂，但就是很感兴趣。部队发的津贴我常拿去买书，堆满了宿舍。上大学期间，我自己花钱订了自然科学类的杂志。上课也不仅仅是学课本上的知识，还喜欢去琢磨一些感兴趣的事情。  

　　南方日报：求知欲是您最好的老师？  

　　高天明：我经常想，现在的年轻人怎么不爱看书不爱学习呢，是不是我们的教育让他们在小的时候就学腻烦了，把学习看成负担，到真正要探索的时候，就没有求知欲了。我小时候并没花那么多功夫在课本知识上，后来也没有做得很差。其实我们的工作是很愉快的，有了新的发现就很激动，感到很有意思。  

　　我觉得没必要学那么多课本知识，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对知识的渴望。我对学生说，没必要考90分，掌握的书本知识够学习新的知识就行了。为了提高一点分数花太多精力，还不如去探索一些感兴趣的东西。  

　　我招研究生，首先就是他们要有研究兴趣，没兴趣就无从谈起。在这个前提下，还必须有一定的做科学研究的能力，科研不是谁都能做的。我经常给本科生讲，可能你们毕业后不一定做与所学专业一致的工作，但如果培养了学习的能力，不管做哪一行都将受用一生。  

　　“不开心”可能是大脑有问题了  

　　人为何会抑郁？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ATP（三磷酸腺苷）是生物体内最直接的能量来源。高天明团队创新性地发现，抑郁可能是由于大脑中的星形胶质细胞释放ATP不足导致，补充ATP可以快速抗抑郁。他们关于星形胶质细胞功能的研究，解开了抑郁症与自闭症的神经调控机制之谜。  

　　南方日报：您为何选择脑卒中和抑郁症作为研究方向？  

　　高天明：在我国，脑卒中无论是死亡率和致残率都很高，临床治疗手段却很有限。我岳父岳母都中过风，岳父因此卧床十余年，让我体会很深。  

　　抑郁症的影响面比脑卒中更宽，如今上学、就业、工作的压力都非常大，而压力大是导致抑郁的重要因素。100个人就有5个人患抑郁症，在脑卒中患者中的发病率更是高达40%。到2030年，抑郁症造成的社会经济负担有可能在所有疾病中排到首位。所以我对它们有兴趣去研究。  

　　南方日报：很多人认为抑郁是心情不好、想不开，是这样吗？  

　　高天明：想不开或是心情不好，是抑郁症的一种表现，实际上可能是大脑有问题了。压力是抑郁、焦虑等精神疾病的最大危险因素。现在已经比较明确，在压力情况下，我们大脑在分子层面会发生一些改变。  

　　我们在动物模型上筛选这些分子时发现，ATP在抑郁动物大脑中水平降低了，猜想它可能和抑郁有着密切关系，并通过实验得到了证实。  

　　目前抗抑郁症的药物起效一般要4周左右，而补充ATP可以快速抗抑郁，在动物身上治疗1周就能起效。如果这一成果能用到人身上，那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另外，现在的抗抑郁药物对约1/3的患者是无效的，ATP对他们会不会有效，也是我们想搞清楚的。  

　　目前抑郁的诊断主要还是通过量表等方式，受主观因素影响比较大。所以大家都在试图找到一些生物标志物，可以客观地来诊断抑郁症。这也是目前抑郁症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南方日报：能不能找到让人快乐、不抑郁的办法？  

　　高天明：现在大家都知道，快乐的感觉来自大脑里的一些神经环路活动。能不能激活这些系统，来治疗抑郁症？这是一种思路。但我们更关注的是，能不能像体育锻炼一样，锻炼人们的抗精神打击能力，减少抑郁发病的可能性。  

　　我们在动物实验上也已经取得了一些发现。小鼠是群居动物，我们发现，把刚断母乳的小鼠隔开单独饲养，过几天再放回群体，这些小鼠长大后面对比较严重的压力时，更不容易表现出抑郁。我们正在寻找这种“挫折教育”在分子层面的物质基础和科学证据。  

　　通过基因分析发现，奥秘可能就在于能量的代谢提高了。轻度的压力提高了动物能量合成的能力，并储备起来。遇到一些大的挫折时，大脑需要更多的能量来应对。如果能量不足，神经细胞的功能就可能异常；有了能量储备，就可以提高应对压力的能力。  

　　南方日报：您现在担任南方医科大学牵头建设的粤港澳大湾区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主任，这个中心主要做哪些研究？  

　　高天明：脑科学是很大一个范畴，我们脑中心根据国家脑计划的布局，重点研究脑的一些重大疾病，例如儿童自闭症，青年和成年人的抑郁症，老年人的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症等，为解释疾病发生的机制及诊断治疗提供实验依据，甚至直接实现转化。  

　　成立粤港澳大湾区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就是想整合大湾区的科研力量，开展更多的合作，来攻克一些问题。这几年我们大湾区也引进了不少著名的专家。但现在大湾区与北京、上海还有差距，我们希望提升大湾区的脑科学研究水平，做到三足鼎立。  

　　做研究要对得起老百姓  

　　作为一位研究“不快乐”的院士，高天明的快乐来自科研上的新发现。他反复强调，做科研最忌急功近利，呼吁要培养更多的年轻人潜心做好基础研究。  

　　“他把我们一群什么都不懂的本科生，当做未来会发现创造、改变世界的脊梁来尊重与培养。”在高天明当选院士的消息下面，一个学生写下留言。  

　　南方日报：您如何看待自己的院士身份？  

　　高天明：选上院士，很多人祝贺我达到目标了。这怎么能算目标呢？把当院士作为目标，就有了功利心，就做不好事情。对科学家的认可，应该是学术成果被所在的领域承认，更新了人们的认知，被写到教科书、专著中，能够转化应用到社会上去。  

　　以前我也不知道自己将来能当院士，只是用心去做，能做到哪就做到哪。当了院士要做的事情还是跟原来一样的，能再做一些基础研究，在疾病的理论上能够有新的突破，有一些成果能够转化，无论诊断还是治疗，在人身上见效，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南方日报：为什么您一直都非常低调？  

　　高天明：我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比较深。道家的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做事需要有水这种品性，与世无争，沉下心去做。如果能达到这种思想境界，就更有可能做出好的科学成果。在做人上，我很欣赏儒家的君子之风，以君子的方式来要求自己，善待别人。但我认为，儒家的中庸思想在科学研究上就不行，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做不好科学家。做科学研究必须要有点性格，一门心思去做。  

　　南方日报：学了医，却没有在临床工作过，会不会遗憾？  

　　高天明：那倒不遗憾。基础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这两年，国家和广东省均发文要全面加强基础研究，我非常认同。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不能仅看眼前利益。科学研究周期很长，基础研究可能5年10年也不能见到效果，但必须去做。没有好的基础就想转化，那是做梦，纯粹是自己骗自己。  

　　我经常教育学生们要珍惜做研究的机会。做研究的钱哪来的，都是老百姓交的税，如果不认真，浪费钱，还不如不做，把这些钱用来帮助那些贫穷的小孩去上学。  

　　南方日报：基础研究要怎样才能取得突破？  

　　高天明：这个没什么锦囊妙计，就是要营造一个鼓励探索的宽松环境。基础研究在哪里会有重大突破，是无法规划的，就是要让有兴趣的人去自由探索。  

　　做科学家是很寂寞、很熬人的。我们需要培养队伍，沉下心来做基础研究。现在中国的科学研究队伍并不大，需要培养大批感兴趣的年轻人去做研究，慢慢地中国的科学才有可能冒头。我年纪大了，越来越感到培养人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光我们这些人还是非常有限的，必须让年轻人成长起来，我们国家才能越来越好。  

　　南方日报记者 李秀婷 钟哲